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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蒙古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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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08-17
 

关于内蒙古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张建军

内容摘要:内蒙古抗日战争史研究长期受到当地学术界的关注。成果的陆续发表,问题也存在不少。诸如学术研究路径的程式化、研究领域相对偏狭,缺少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强烈的问题意识。有些研究者并不恪守学术规范。

关键词:抗日战争史   研究路径   学术视野

近代内蒙古地区一直处于沙俄、日本的觊觎和侵略之中,与之伴随的则是中国民众的隐忍与抗争。相关的文献记载断断续续留存下来,或者是原始档案、时文报刊,或者是当事者日后的见闻回忆,对我们最大程度上厘清当时的史事奠定了基础。自1976年内蒙古史学研究者留金锁发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人民抗日斗争》1开始,国内学术界尤其是内蒙古地区史学工作者围绕该领域,陆续发表了许多成果,较大程度上丰富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领域。但细心考察起来,也存在者一些问题。本文试图就四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内蒙古抗战史研究整体状况作一回顾与述评。

1.留金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内蒙古人民抗日斗争》,《蒙古史文稿》1976年第1辑。

一、内蒙古抗战史研究框架的形成

内蒙古地区抗日战争史和日本侵略内蒙古历史,实际上是一段历史时空范畴下的两个历史维度。前者是以中国反抗日本侵略为研究主体,而后者则以日本在内蒙古的殖民统治为研究切入点。两者都是内蒙古近代史学术研究的传统内容。前者一直是革命史研究范畴下的重点内容,王晓华的《大青山抗日斗争史话》和集体编写的《大青山抗日斗争史》1成为80年代初内蒙古抗战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两书以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活动为主要内容,国民党抗日斗争在“消极抗日”的大叙事背景下基本忽略,至多属于被中共统战争取对象而存在于革命史叙事框架之下。正如当时的学者段宝和、于学文所指出的,“在日寇侵华战争中,绥远省蒙汉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曾有过大青山抗日斗争等光荣史绩,现已有专著及大量专题文章论及。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发生的傅作义指挥下的绥远抗战,“史学界却涉猎颇少2”。

随着学术界思想解放风气的渗入,一些内蒙古地方史研究者开始关注傅作义为代表的绥远地区国民党政权的抗日努力,并将其融入发生于内蒙古的“侵略——抗争”史研究叙事之中。就目前笔者所知,大陆学术界最早关注傅作义指挥的绥远抗战的学术成果之一应是李祖顺的《绥远抗战概说》3,该领域也成为三十年来内蒙古抗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4。与绥远抗战相关的绥远地区国民党军政力量的抗日表现也逐渐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

1990年郝维民教授主编的《内蒙古近代简史》出版,为日后通史性著作中内蒙古抗战史的表述框架奠定了基础。在该书的内蒙古抗战史专章部分,研究者李鸿以“日本对内蒙古的侵略和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为题,将全章分列四节,即“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殖民统治”、“内蒙古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日斗争”和“国民党的抗战及其在未沦陷区的统治”5。这一表述格式固然略显机械,但对日后是该领域研究起到了极大的引领作用。日后由内蒙古地方史学者所撰的相关内容,但凡以“侵略——抗争”二元研究路径为指向者,基本上是在此框架内进行更为详实的史事铺陈,其基本结论方面并未超越前人。其中固然有成果发表领域的基调把握尺度,也有研究者分析视角的选择问题。例如,有些研究者虽然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却只在从多个角度,或是考察日本对内蒙古的情报渗透、殖民占领、经济统制、文化侵略及其具体表征等,或是国、共两种政权在内蒙古地区的抗战努力,而没有意识到这些努力只是在为前人的论说充当注释。

1.王晓华《大青山抗日斗争史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本书编写组《大青山抗日斗争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本书在2009年新版,出版社改为人民出版社,除增补修订若干史实外,整体分析叙述框架基本如旧。

2.段宝和、于学文《绥远抗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理论研究》1985年第18期。

3.李祖顺《绥远抗战概说》,《青海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

4.这些研究成果的质量层次不齐。笔者受邀撰写《近三十年来大陆学术界关于绥远抗战问题研究述评》进行总结,近拟在《阴山学刊》发表,可为参考。

5.郝维民《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7-211页。

二、内蒙古抗战史的研究领域及其学术视野

从研究地域上言,学术界对于日占内蒙古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即作为伪满洲国政权一部分存在的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研究,和内蒙古西部地区伪蒙疆政权的研究。从目前问世成果而言,伪满洲国研究虽取得一些成果,但基本以东北区域作为整体研究对象,聚焦于作为“兴安地区”的蒙古沦陷区的研究,只是存在于经济统制和民族教育文化等方面1

相比较而言,学术界围绕德王蒙疆政权及其相关的自治运动研究,成果相对丰富许多。我们这里侧重谈德王蒙疆政权领域的问题。一直以来,这一领域基本上是从民族史的视角进行展开的,或者近代蒙古民族自治运动的高潮环节,或是以南京国民政府和绥远察哈尔省政府努力破坏这一运动为主线进行。虽然以大量原始史料、回忆口述史料为支撑,但文字背后流露出的更多是民族主义的涌动,却缺少了史学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及其附着文献的应有的超脱和自觉疏离2。这一点与我们惯常希望的并不矛盾,即史学研究应以大量原始档案文献为支撑,予以历史人物及其所处时代应有的理解,但时时应有自觉的“中立”。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对于这一研究视角有所警觉,意识到日本对于占领区的全方位控制与掠夺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及其诸多细节,仍应回到历史研究的基本层面上来。

全球史观在近年来对于中国史学界的渗透日趋明显。对我们而言,抗战时期内蒙古历史的研究,是作为地方史研究展开,还是将其从研究视角上作为整个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而更应将其作为当时东亚乃至世界抗战史范围的一个环节而讨论,就涉及到一个横向方面研究思维的拓展问题。例如,日本对华侵略战争及其殖民统治,只是其军国主义在东亚乃至整个世界战略方面的一个环节,研究者似可以从日本战略研究入手进行实证分析,将日本占领内蒙古历史研究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考察。这一方面,金海教授等对近代日本“满蒙政策”的分析3,丁晓杰教授的关于日本占领区羊毛业的研究,为这一研究思路的打开,提供了一个比较突出的视角4。如果将这种分析视角稍微缩略至中国国内,我们也应明白,日本对于内蒙古地区统治的殖民色彩,并非仅仅表现于该地区。除纯粹蒙古等民族因素外,日本在整个中国占领区的统治方式,恐怕相似性要多于差异性。比较性的学术研究,可以使得我们不宜将日本占领内蒙古地区的某些史事的评价放大或说偏。还要注意的是,研究领域的国际化,应该对海外尤其日本方面相关的成果予以必要的关注。然而,我们从目前业已发表的成果可以了解到,大陆研究者更多是直接引用日文史料,而基本“忽略”了海外同行研究,尽管有些论著在形成过程中明显受到了域外影响。

抗战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尽管可以从多个层面展开,但如要深入研究,仅仅满足于地方文献的发掘,自然是远远不够的,须对更大范围内的相关背景有所考虑、挖掘,不能在研究过程中夹杂个人感情好恶。如果要研究抗日力量在针对日本侵略所采取的斗争策略,也恐怕不能特别强调某一地区的特殊性。“两面政权”的研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整个抗战相持阶段,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决定了中共抗日割据政权在很多地方更多地以游击根据地存在,其重要表现之一即是“两面政权”的争取与改造。中共在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保存实力、徐图发展”战略目标也在这种复杂艰苦的游击斗争中坚持、修正着。至少在1938年,中共中央即已认识到抗日战争的特殊性,要求全党注意“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5”。史实的存在,与学术研究的关注并非能同步进行。关于“两面政权”的研究,长期处于“灰色禁区”。中共高层对于“两面政权”的较早的直接认识,应是陈云在19781112日的一段谈话,“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敌我边际地带有一个所谓‘两面政权’问题。当时党组织决定一些党员在敌伪政权中任职,掩护我党我军的工作6。”然而,这一说法并未在当时党史学界引起足够重视。直至1990年代初,这一局面才开始有所改观。

有些研究者只是关注到内蒙古地区现存史料,认为绥蒙抗日游击政权针对“两面派政权”的对策是其重要一面。有的研究者指出,“大青山杭日游击根据地和其他敌后杭日根据地相比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它的高度的游击性质,二是实行隐蔽政策。上述特点决定党的农村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而争取伪乡政人员,变伪乡政权为革命的两面派政权,则是农村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也是绥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特点。”作者引据毛泽东关于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不应“建立晋察冀式的根据地”的论断,即强调,“同其他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比较,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有两个最为显著的特点:一是它的游击性质,二是实行隐蔽政策。”“可以说变伪乡政权为革命的两面派政权,是我们党在绥远敌后抗日政权建设上的一个伟大创造。这一伟大创造给绥远敌后抗日政权带来一大特点,那就是区长以上干部‘都是共产党员’。而在基层政权——乡政权中,大都是两面派人员。”作者认为,绥远地区中共抗日游击政权的“这一伟大创造”,不仅“取得了巨大成绩”还“对于坚持绥远敌后长期游击战争,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7。”显然,作者已然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放大为中共在抗战时期除绥远大青山之外的所有根据地,把“两面政权”视为大青山地区独有的特例。

上述文章的发表的时间,并不早于朱德新、黄兆康等内地学者的相关成果。如果说90年代中期,内蒙古地区的地方史研究者的学术信息略显闭塞,普遍的关注点都立足于地方,在当时没有机会去了解国内其他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史事,因此在结论上会有些失误,自然存在情有可原之处。但这一结论时至今日仍未引起内蒙古史学界的重新审视,则不应该。从今天看来,该文章所造成的学术影响力是比较大的,甚至在某些学者眼中几乎成为定论,其相关看法仍明显地影响了近年某些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写作8

如果我们能将学术眼光放大至国内其他地区,就会发现,冀东、华南、苏中、山东、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等地区,多存在着这种两面政权,中共各根据地应对当地两面政权的办法固然多种多种,但甲根据地的作法与乙根据地的作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相似性9。这是因为,中国沦陷区的普通民众在面对日本统治者时的想法和行为,以及面对中共抗日斗争给其造成的“民族”压力,都非常实实在在。学者张鸣倒是在两面政权的认识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指引。他认为,“抗战时期的两面政权,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大规模的殖民性质的基层政权机构。从本质上讲是在日本占领军动用大批兵力,以法西斯手段,采取非人的高压政策扫荡和镇压的结果。”“尽管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一种曲折的对侵略和暴政的反抗,这种政权形式事实上也确实帮助中国共产党度过了最艰难的关头,但在民族主义高扬的时候,这种政权形式的本身,却难以通过道德上的关卡,不仅前一种情况的两面政权人员有着难以抹掉的污点(无论他们对抗日事业有多大的贡献),就是属于后一种情况的人,前景也未必光明”。从抗战胜利的眼光看,两面政权仅仅作为一种过渡存在,但在当时,大概无人知道这种“过渡”需要多久,或可能视为一种常态。“中国人的道德至上主义和委曲求全精神直接碰撞到了一起,在日后的个人、家族、政权话题上留下了诸多耐人寻味的余波10。”这一判断或可从学术角度进行商榷,但他至少提醒我们,不应只是埋头于所谓地方史研究,而应有更远的学术眼光。

上述的横向思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日本占领内蒙古时期的历史。同样,纵向的比较研究,也可为我们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多了一个更加贴切的角度。众所周知,日本占领内蒙古期间,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该占领区上展开了多个层面的治理。暂时撇开其奴化统治的色彩,我们会看到,这些统治办法,或可表现为整个内蒙古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段节点。日本占领内蒙古所推行的对蒙古教育政策及其实践,即可放在晚清以来历届政府(中央及伪蒙疆割据政权)对近代蒙古教育政策变迁中进行贯通式研究,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近代蒙古教育的状况11

再比如,要专门针对蒙疆法制、教育史进行深入研究,须熟悉近代法权、教育理论(指蒙疆政权存在之前通行者),还要熟悉当时日本帝国法制、教育体系、传统蒙古法律与教育以及国民政府法制、教育等基本方面,或许才能搞清蒙疆法制、教育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得失,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当时的基本法制、教育条规及其文本之间的变动,尽管这是必须的一个方面。不仅法制、教育方面如是,蒙疆政权的其他诸方面,似都应遵循这种学术理路。

还须指出的是,内蒙古抗战史研究领域有一种怪象。有些研究者将自己同一内容的成果多次发表于在自己各种名目的成果中,不少地方连标点符合也不肯稍作改动,却在对外宣传中重复累加发表字数。当事人这一行为背后的真实动因,外人难以揣测,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然而,不管当事人怎样想,无论问题出在哪里,这种现象总不能说是好现象。因为它既浪费了大量出版资源,也辜负了读者的信任和期望。实际上是一种对读者不负责任的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1.除去通史性著作中关于伪满兴安地区历史的研究外,近年来,一些博士、硕士论文围绕日伪在兴安地区土地、教育文化出版、经济统制诸方面的政策展开了较为深入研究。

2.这一方面,祁建民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察绥地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要更加客观一些,虽然在史料的考述上还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3.金海《从地域概念看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及其实质》,《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薛子奇、于春梅《近代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北方论丛》2003年第1期。

4.参见丁晓杰的相关文章:《日本的对外扩张战争与牧羊业》,《世界历史》2008年第1期;《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东亚绵羊协会活动述论》,《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6期;《伪蒙疆蒙古绵羊协会始末》,《古今农业》2007年第3期;《伪蒙疆政权的绵羊改良活动》《学术月刊》2007年第10期;《朝鲜牧羊业与日本的殖民统治》《史学集刊》200802期。

5.《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1938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845页。

6.陈云指出,“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敌我边际地带有一个所谓‘两面政权’问题。当时党组织决定一些党员在敌伪政权中任职,掩护我党我军的工作。这些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多被定为叛徒。这是一个涉及到数量更大的党员的政治生命问题,也应该由党组织复查,对并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总之,‘七七决定’、一九四一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19781112日),《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9页。

7.宋雅岚《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特殊性——兼论其争取伪乡政人员的统一战线》,《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8.如杨尚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绥蒙地区的统战工作》,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硕士论文,2015年。该文也认为,经中共改造后,旧政权演变为革命的两面派政权,“表面应付敌人,暗里则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办事,是绥蒙地区区别于其他敌后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显著特征”。第36页。

9.以笔者目前所掌握的相关研究,即有朱德新《论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两而政权”》(《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2期)、魏宏运主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其中冀东两面政权部分,由魏门下弟子朱德新撰写)、朱德新《略论日伪对冀东农村基层行政人员的控制》(《中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朱德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黄兆康《论华中杭日地区我党控制的“两面”政权》(《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5期)、王士花《抗战时期山东农村两面政权研究》(《史学月刊》2013年第9期)等。

10.张鸣《抗战时期“两面政权”的属性》,《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7-218页。

11.在此方面,笔者近年来一直围绕近代蒙古族教科书政策、师资政策问题进行着探索。参见拙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蒙旗小学师资的培养政策及其在绥远地区的实践》(《教育史研究》2008年第6期)、《伪蒙疆时期蒙旗初等学校师资的培养》(《大连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伪满政权对蒙旗初等教师的培养及控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年第5期)、《伪蒙疆时期蒙古学校教科书编辑与使用情况浅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伪满洲国时期蒙古初、中等学校教科书的编辑使用情况初探》(《日本侵华史研究》2004年第1卷)、《20世纪40年代中共政权下蒙古族学生用教科书的编纂使用情况述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年第9期)。关于清末、北洋乃至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问题,笔者将陆续发表文章。

三、目前内蒙古抗战史研究还可以行进的方向例举

目前内蒙古抗日战争史研究,有如国内整个近代史研究一样,还处于史实重建阶段。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虽然相关学术著作、论文发表不少,但就很多具体史实并未有准确的厘清。许多错误的史事在人云亦云中传抄着1。从现存档案的整理来看,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内蒙古各级档案馆的关于抗战的原始档案,数量非常之大2。然而,研究者的利用情况却很不乐观。这里既有研究者自身的努力问题,也与相关档案馆部门的开放程度有很大关系。业已发表的成果或者是非常宏大的叙述,或者是极其微观的人物、事件。公开的史料和现有成果,距离抗战史的史实重建还有相当的困难。出于某种非学术的考虑,我们看不到互相的考述性推进与争鸣。

可喜的是,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不愿一味步他人后尘,开始了比较艰辛的史事重建之路。例如,丁晓杰教授围绕水川依夫是否在五原阵亡、是否日本皇族及是否陆军中将三案,依据大量日文档案文书,以反证的方法,指出了前人成果的讹误及其缘起3。尽管我们知道,证明某事曾经存在,有一件可靠证据即可坐实,而要证明某事属子虚乌有,则费力要相当之大。无论如何,丁晓杰教授关于水川诸事的考述应当成为基本定说。

从目前业已发表的成果看,传统史学视角下的日占时期内蒙古研究已取得较多成果,尽管学术水平高下有别,但仍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尚少触及。众所周知,战争史只是军事史的一个部分。而内蒙古地区,包括抗战史在内的军事史研究则整体滞后。虽有一些成果发表,但学术性整体比较差,甚至出现以讹传讹的常识性的错误。军事史角度的军事指挥体制、军兵种的编制及编成与各军队沿革、军事教育及其后勤体系等,以及战争史角度的战略、战役分析等,都应成为包括对日抗战史在内的内蒙古军事史研究的基本范围。有如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和《1944:腾冲之围》4这样厚重的学术著作,我们依然在内蒙古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向星空仰望。

抗战时期的内蒙古地区,除绥西部分由傅作义控制外,全部沦陷敌手。中共在沦陷区努力进行着游击战争,作为“马背上的政权”,并无自身稳固的控制区域。研究者对当时沦陷区上层政权着墨较多,但很少顾及当时抗战后方、沦陷区的民众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这或许是一个应该关注的学术方向。当然,民俗学领域提倡的“眼光向下的革命”如何进入内蒙古抗战史研究,更需要史料的支撑。此外,学术界还缺少一部包括日占时期内蒙古历史的可靠的工具书。

本文的写作,并非刻意否认或贬低前人研究的成果,仅就目前所见关于抗战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略谈自己的想法。既是想法,自也比较零散。之所以指出这些问题,笔者只是希望本领域的研究能有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5,至少不能仅驻足在单纯地方史范畴内进行简单的叙事与讨论。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这种现象实际上不止于内蒙古抗日战争史研究,包括北京蒙藏学校历史的研究,也存在十分严重的人云亦云而熟视无睹的问题。参见拙著《民国时期北京蒙藏学校缘起再考察》,《民国档案》2015年第1期。

2.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指南,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历史档案资料目录中心编撰的《内蒙古自治区历史档案全宗概览》(远方出版社1999年版)可知。

3.丁晓杰《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关于<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一文的资料检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4.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2014年修订版;余戈《1944:腾冲之围》,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

5.刘杰、三谷博、杨大庆等著《超越国境是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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