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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法律面前的宗教与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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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何国家,宗教必须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规,法律一般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政治学意义上的邪教主要从邪教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角度来评判,唯一标准就看其是否对现存政权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危害。中外历史上这种政治学意义上的邪教概念均普遍存在,因为国家都曾将在当时政治领域具有破坏性的宗教或打着宗教旗帜的组织及其活动视为邪教,并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治理。

  在当代,西方一般并不存在政治学意义上的邪教,这既是因为西方当代邪教中真正有政治企图特别是有政权要求的极为少见,也是因为西方国家并不动用政权的力量对某种具有宗教性的团体或打着宗教旗号的组织作邪教的认定,所以,在政权领域,西方国家与邪教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在我国,历史上的邪教一般都有政治企图,对当时的政权造成极大威胁,历代政府也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对邪教进行严厉的打击,甚至不惜动用武装力量。

  明太祖朱元璋因参加“白莲教”策动元末红巾军起义,登上皇帝宝座。但他深感民间秘密教派对王朝统治的威胁,下令在《大明律》中增加“禁止师巫邪术”的条款,严厉制裁“巫师假降邪神”等“一应左道乱正之术”。 顺治十三年谕令中规定,“凡左道惑众”、“履行邪教”,“加等治罪”。此后,清廷一再谕令查禁邪教。乾隆皇帝强调指出:“邪教煽惑愚民,最为世道人心之害,不可不严切根查”。

  目前我国境内的邪教虽然一般并没有明确的政权要求,但依然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目的,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造成威胁,具有很大的政治破坏性。总之,我国从古到今,政治学意义上的邪教概念一直非常分明,而西方只在历史上有一定程度的存在,今天则已基本不存在这种概念。

  从法学角度看,宗教维护法律,邪教具有违法性特征。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也是社会的一种控制系统,是一种稳定社会的力量。在古巴比伦和古印度,立法的指导思想往往表现为宗教观念。有的甚至把法律与宗教的教规、戒律等融合在一起,如《古兰经》既是伊斯兰教的经典,又曾是伊斯兰教国家的法典。欧洲中世纪时,宗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教会法实质上成了一些封建国家的根本法。西方在历史上盛行宗教法庭,国家往往也成为教会法律的拥护者和追随者。

  但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实行政教分离原则,宗教学意义上的邪教概念已经不能影响到国家法律的制定,国家也不会通过法律干涉宗教内部的正邪之争,而只存在法学意义上的邪教事件或邪教个案。也就是说,西方没有在法律上对邪教做出明确的界定,但对具体违法的邪教事件和人员进行法律制裁。而中国则从古到今始终存在着法学意义上的邪教概念,并且成为各种邪教概念中最权威、最盛行的一种。当然,当代中国法学意义上的邪教概念同古代法学意义上的邪教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古代法学意义上的邪教概念始终建立在维护封建王朝统治这个基点上,而当代法学意义上的邪教概念则直接源于对社会秩序和社会正义的维护。    

  1997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专门对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的犯罪行为做出明确的处罚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具体适用法律的解释。其第一条对“邪教组织”的界定为:“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该司法解释对《刑法》第三百条惩处邪教犯罪的条款加以具体说明,为依法治理邪教组织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它已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概念,是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现代法律概念,其目的是制裁邪教的犯罪行为。 (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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